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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座英雄之城为何成为战时首都?

作者:贝博app 来源:本站原创 日期:2020-02-20 13:56 点击: 

  ,由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,一度建都江州(即重庆),并由鼎盛走向衰落,随后战乱不止,最终被秦国所灭。

  元末乱世,红巾军名将明玉珍占据重庆,并在这里建立“大夏国”。明玉珍称帝后,设国子监,开进士科,轻徭薄赋,以重庆为中心,将川蜀之地打理得井井有条,得到百姓拥戴。直到明洪武四年(1371年),朱元璋派遣大军,兵临重庆城下,这个据守川蜀十年的独立政权才宣告灭亡。

  重庆的第三次建都,也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次,是从1937年开始,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“战时首都”,与全国人民一起挺过了八年艰苦抗战的峥嵘岁月。

  作为战略要地,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,英勇善战是重庆人在历史上的自带标签。自公元前316年,纵横家张仪在此建城以来,这座城池一直守卫着川蜀之地,多次接受战火的洗礼。

  13世纪,蒙古大军兵强马壮,威震八方,蛮横地闯入中原,向南宋发起进攻。正是重庆,一度浇灭了蒙古军的嚣张气焰。

  1236年,成都失守,蒙古军排山倒海而来,横扫川蜀,直扑重庆。可是,重庆三面环水,地势蜿蜒崎岖,蒙古军因为山高路远而不得不中途放弃,掠夺一番之后打道回府。

  川蜀百姓人心惶惶,重庆知府彭大雅淡定自若,在视察重庆城防之后,发现这里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砌成,一拳砸下去,粉尘四溅。这样的豆腐渣工程自然挡不住蒙古军的铁蹄。

  于是,雷厉风行的彭大雅带领全城军民将泥墙推倒,用条石和煅烧的青砖重筑城墙,并将防御范围向西延伸,比三国时李严修筑的旧城扩大了近两倍,奠定了重庆城的基本格局。

  重庆城修筑好后,彭大雅让人在城门立四块大石,上书“大宋嘉熙庚子,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。”

  重庆军民凭借着高墙壁垒抵御蒙古军的侵略,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,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坚守。其中,位于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军民,还曾在1259年的保卫战中,以一城之力,拖垮蒙古大军,让蒙古大汗蒙哥抱憾死于军中,打破了蒙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

  明初,重庆卫指挥使戴鼎,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改建,新城墙高十丈,全城周长2667丈(8.8公里)。

  新修建的城门十七座,契合《易经》“九宫八卦”的称谓而“九开八闭”。九道“开门”供人出入,上书“古渝雄关”、“拥卫蜀东”、“江流砥柱”等词,表明重庆的军事地位。部分城楼保留至今,是重庆珍贵的文物遗址。

  明末清初,重庆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常年战乱,正如清人欧阳直在《蜀乱》中所写:“贼去兵来,兵去贼来,循环施转于川北、川东。”

  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军进攻重庆,一直到康熙二十年(1681年)平定三藩之乱,重庆军民经历了惨痛的百年战争,其间也曾涌现不少英雄人物。

  重庆忠县人秦良玉,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战功被单独立传,记载于正史中的巾帼英雄。她胆识过人,文武双全,在随丈夫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参与征讨杨应龙叛乱的作战中崭露头角。

  天启元年(1621年),永宁(今叙永)土司奢崇明发动叛乱,带兵进驻重庆,四川巡抚等地方大员都成为其刀下亡魂。

  奢崇明一时兴起,竟然自立为帝,将重庆改名东京,一路向西劫掠,一个月就打到成都,吓得明军引水灌进成都护城河,躲在城里瑟瑟发抖。

  这时,正是秦良玉带兵前来救驾,她先派一支军队牵制住叛军后援,随后亲自带领六千人马前往成都解围。

  奢崇明没把一介女流放在眼里。等到两军交战,叛军才知道在秦良玉所部面前,自己就是“战五渣”,一路逃奔重庆,秦良玉趁胜追击,打败叛军,将重庆收复。

  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张献忠大军压境,横行川蜀。秦良玉虽然寡不敌众,仍率军坚守重庆东部的石柱。她对部下说:“我的兄弟都战死沙场,我一个妇人,受国恩二十年。到这种地步,仍然要与反贼势不两立!”张献忠攻下成都后,到处招降四川土司,却唯独不敢来石柱,足见秦良玉的威望。

  明亡后,远在福建的隆武帝派使节专程赴重庆,封秦良玉为忠州侯,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则加封秦良玉为太子太傅。远在石柱的秦良玉闻讯,感激涕零,拜伏受诏,誓死捍卫疆土。

  直到75岁病逝,这位巾帼英雄一直投身疆场,致力于平乱、抗清,她的执着,代表的正是重庆这座山城坚韧的信念。

 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,重庆伤亡惨重,据《重庆通史》引用的资料,康熙四年(1665年),重庆城中仅剩3000人。

  经过湖广填四川的移动,川蜀之地才恢复元气。到了近代,重庆又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  从地理因素来看,重庆作为四川盆地的门户,扼守长江三峡,又有山脊海拔高达2000米的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,所谓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云”。全面抗战之后,国军主要的防御方向在东方,可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日军也难以通过重庆突入四川盆地,日本海军更无法逆流而上。

  相较于成都一马平川,重庆作为一座山城,四周重峦叠嶂,立体的城市布局有利于防空,日后凭借这一优势才能抵挡住日军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,并且防止大规模的空降袭击。

  同时,潘洵教授认为,重庆有“雾都”之称,常年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雾气,恰好形成一个保护层,使日本空军一时无从下手,轰炸的时间因此推迟。

  而重庆所在的四川盆地,连接西南、西北各省,南有云南高原,北有秦岭,背靠青藏高原,形成阶梯式的防御体系,以空间换时间,让日军不得不身陷绵长的纵深之中,如同当年蒙古军南下面对重庆山区一样感到棘手。

  另外,1891年后,重庆被迫开埠,坐拥长江、嘉陵江水运之利,工商业迅速发展,打下深厚的工业基础。战争爆发后,东部沿海大量的工厂和物资需要沿水道向西转移,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,正好可以容纳这些宝贵资源。

 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,沃野千里,物产丰富,重庆还可以通过交通之便,为各地补充军需物资。

  1927年,“四川王”刘湘任命其老同学潘文华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。两年后,潘文华又成为重庆首任市长。

  潘文华到任后,发现重庆开埠四十年,城市建设还是十分落后,区区4平方公里的老城墙内,20万居民如包饺子一样挤在这里。城中没有一条交通便利的马路,只有狭窄的街道,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滑竿、轿子等旧物。

 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,潘文华决定建设新城区。然而通远门外的一座坟山,成为他拓城的一大阻碍。

  新官上任三把火,潘文华为移风易俗,在六年间进行了浩大的迁坟工程,将山上的40多万座坟墓进行迁移,并给每一个迁坟的家庭一笔“安坟费”。

  起初,老百姓听说要挖他们祖坟,气愤填膺。为此,潘文华不惜采取威慑手段,任命旅长郭勋祺为迁坟事务所所长,防止百姓聚众闹事。他问郭勋祺,怕不怕死人?郭勋祺人称“莽娃”,当即就表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,带着一批兄弟为迁坟四处奔波。

  迁坟工作完成后,潘文华开辟了由沿江路沿嘉陵江达牛角沱,由南纪门沿长江达菜园坝的新城区,比原来又扩大了一倍以上。

  潘文华还在重庆修建了第一条公路——李子坝公路,又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、第一个发电厂,还于1930年,筹集电线万元,于当年实现全市通话。

  出身行伍的潘文华并非见识浅薄的军阀,他为重庆市建设恪尽职守,为这座城市之后的历史使命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  潘文华的老上司刘湘也是一位爱国军阀,他在防区林立、诸军混战的四川中脱颖而出,统一四川,组建省政府,且治蜀有术,川蜀一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,川军闻名遐迩。

  1937年,为了民族大义,刘湘主动请缨,率军出川抗战。由于积劳成疾,不幸于次年,病逝于汉口,临终留下遗言:“抗战到底,始终不渝,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,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!”

  八年间,逾300万四川子弟兵,转战四方,抛头颅洒热血,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

  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,也不是情急之下的决定,而是长期规划之后做的决策。

  1932年,日寇步步紧逼,在上海发起“一·二八事变”。南京距离上海不到几百里,国民政府为防不测,曾在此期间移驻河南洛阳办公,并通过了“以西安为陪都,定名西京;以洛阳为行都”的决议。

 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,交通全部依靠陆路,运输效率低下,无法支撑为避战乱而来的庞大人口,再加之缺乏天险,无险可守,还紧邻晋绥,深受国内外势力掣肘。随后几年,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以西安、洛阳为大后方的想法。

  1935年,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,带着这样的思索,蒋介石前往西南考察,在重庆设立“行辕”。在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中,蒋介石深深感受到,川蜀之地作为大后方的种种优势,决定以四川(当时重庆属四川)为抗日根据地,声称即使只有一个四川,抗战也可以继续。

  1935年前,四川省内尚无一条通往外省的省际公路,为此,国民政府组织开发西南交通。有一些人对此甚为悲观,他们说:“建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,无异建筑万里长城,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。”

  然而勤劳的川蜀子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,川黔公路、川陕公路、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先后建成通车。

  交通犹如人之血管,通则行动自如,阻则麻木不灵。这些工程,使各省一改往日的封闭状态,在抗战时大规模内迁、连接各省和补给前线起到积极作用。

  七七事变后,日军气焰嚣张,甚至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,剑锋所指,尽是中国华北、华东的核心城市,包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,国民政府岌岌可危。

  经过多年筹备,重庆已然万事俱备。1937年11月20日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,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,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:

  1940年,国民政府又发布《国民政府令》,正式确认重庆为“陪都”,并称“还都以后,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”。

  八年间,重庆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、学校和企业,人口从1936年的3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125万人,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中心。各界名人、各国外交官多达3000余人,千里万里辗转流亡,云集重庆,这里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。

  当时的情况是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,重庆军民连吃住都成问题。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大学生们将自己的伙食称为“八宝饭”,其中不乏霉米、老鼠屎和沙子,虽难以下咽,也不得不勉强果腹。

  就连政府官员办公条件也极其简陋。外交官沈剑虹曾经在战时重庆任职,据他回忆,他所在的国际宣传处撤到重庆后,处境艰辛,风餐露宿。“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”,“除极少数人之外,几乎全体同仁,上自副部长、处长,下至科长、主任、科员、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、土墙、泥地、稻草顶的房子,藉避风雨。”

  尽管如此,还有一些人不忘强取豪夺,压榨民生。时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,对此表示愤愤不平:“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,忍不住,没涵养,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,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。这些少爷小姐们,在上海、南京、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,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,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,为什么这样办,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,什么是打仗!”

  国难当头,更多的却是英勇献身的逆行者,全国各界人士为支援抗战,协助迁都倾尽全力。正如基辛格在《论中国》所说: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。”

  其中,出生于重庆合川的“中国船王”卢作孚临危受命,出任交通部次长。1937年,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,总吨位上万,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。

  1938年10月,武汉沦陷,距离武汉不过300公里的宜昌,陆续涌入西撤的人员与物资。被称为“川鄂咽喉”的宜昌,前有三峡阻隔,后有日军侵犯,可谓命悬一线。

  达官、显贵、贫民、伤员,来自五湖四海的3万多人聚集在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,熙熙攘攘,愁容满面。

  卢作孚当机立断,召开会议,提出在40天内,转移滞留于宜昌的3万多难民和近十万吨物资。

  宜昌至重庆,逆流而行至少需要四天时间,且宜昌以西的三峡航道狭窄,大船无法通行。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排除万难,夜晚装卸,白天航行,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撤退。

  为此,卢作孚临时雇佣3000多人,无数民众自愿奔赴国难。他又征用民间木船850余艘,运载轻型物资。卢作孚每天都要到码头,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,夜里还要检查装货状况。

  卢作孚之子曾回忆道:“这时候,我父亲亲自率船,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,连夜装船,天一亮即运走。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,异常感动。大家众志成城,齐心协力,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。”

  到1938年12月,长江枯水期到来,喧闹的宜昌逐渐归于沉寂,卢作孚登上最后一艘从宜昌西撤的轮船,缓缓驶向重庆。

  宜昌大撤退,被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赞为“中国的敦刻尔克”。卢作孚自己则表示,这次“我们没有做生意,我们是上前线去了”。

  抗战期间,民生公司向大后方运送100万吨货物,还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。为了尽可能地抢运难民,卢作孚对客运舱实行“坐票制”,将二等舱的铺位全部改为坐票,由此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。

  然而,重庆的地理优势并未阻止日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。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,盘旋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和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,是当时重庆居民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  据潘洵、彭兴华两位教授的统计,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.36万人和3.78万人,总数应为6.14万人,还有房屋17608栋被毁。

  其中,最悲惨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“大隧道惨案”。那一天,日机一改往日于白天进行轰炸的习惯,在当晚9点对重庆开始长达5个小时的空袭。

  警报声中,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较场口的防空隧道。由于日寇轰炸不止,防空局为了安全起见,锁上了隧道的各个出口,而隧道内通风、照明情况极差,慌乱的市民拼命向出口挤去,导致相互踩踏,最终酿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惨剧。

  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数据,一夜间,隧道惨案死亡近千人,多为妇女、老人和儿童。这仅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。

  抗战期间,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,然而聚集于此的人民却没有屈服,仍然为救亡图存摇旗呐喊,在炮火声中挺直腰杆,将重庆打造成抗日的精神堡垒。

  血与火的浇灌,让这座城市烙上了不朽的印记。这座英雄城市的伟大贡献,永不能忘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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